小说审美的第三次革命性转型滥觞于“五四”成型于文革后，而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转型的是当今的新生代创作。在写作何顿、鲁羊、毕飞宇、韩东、朱文、李冯以及丁天小说评论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上述对于小说审美史的新认识，也坚定了新生代小说创作是奠基于小说审美史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的看法，新生代小说不能给我们提供道德的戒律和信条，它和善的说教无缘，新生代创作也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图景，它与无主体的“真”无缘，但是它给我们的是人的对于存在的超越了伦理学教条以及认识论局限的完全建立于个体的自由领受基础之上的原始性体验，这种体验来自我们身体的深处，与我们存在的本原比任何道德小说、客观小说都要接近。因此新生代小说所代表的小说美学的转型实际上是从过去的群体性美学向个体性美学、从过去的认识论（强调“真”）理性美学向体验论（强调“情”）感性美学、从过去的灵魂性美学（强调“灵”）向身体性美学（强调“体”）的转型。
新生代小说的出现使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审美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群体性文学的消解和个体性文学的诞生。这首先是指作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世界，强调小说如何“客观地反映世界”，首先关注的是世界的样态，这时建立的是一种客体思维，作家的心中充满了对于世界“本原”的渴念，这时小说审美的中心是“真实性”；现在新生代作家强调的是“我”在世界中，若“我”不在世界中，那么“世界”就没有意义，强调的是“我”的“在”，世界的“在”是通过“我”这个主体得以实现的，“我”是世界的中心和意义之源，这就确立了个体的“我”在世界面前的优先地位。这直接导致了小说叙述方式的革新，过去那种全知全能的客观型叙述人消亡了，叙述人不再是超脱于事件之外的冷观者、宣教者、审判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故事中的行动者，他不比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更高明也不比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更高尚，他是普通的，是一个“我”，个体的人，而不是站在个体之上的超人，他不代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说话，也不站在小说的叙事之外对小说中的一切作出评论，简单一些说，个体性文学时代的小说叙述人是角色化的。叙述人不再是超越叙述的而是叙述事件中的一个角色。例如韩东的《障碍》、《和马农一起旅行》、鲁羊的《１９９３年的后半夜》、《黄金夜色》、朱文的《食指》、《三生修得同船渡》等，小说中只有“我”的视角，小说展现的是一个“我”与“他”、“我”与“你”的世界，而不是无我的“他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