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我试图对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史做一番回顾，我知道我是偏颇的，怀着偏见的，但是这又如何？请允许我用稍嫌悲观的态度来对待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因为我希望能用乐观的态度对待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
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对世界文艺理论批评史作出了什么贡献？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符号美学、解构主义美学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文艺解释体系，但是它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原产于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不应当为此而感到惭愧吗？
93年至今，我曾经两次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课题的写作，其中一套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课题都是大项目，所耗经费多，参加的人员多，工程庞大。但是每次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原始文献，我都有一种疑惑，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真的值得我们花费这么大的力气重复地进行回顾、总结吗？我的观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基本上是一部外国文艺理论的引进史，而不是一部文艺理论的创造史。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缺乏理论上的原创性，因而缺乏独立的理论品格。
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自己自为的创造史，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别人的借鉴史？李泽厚在《当代西方美学名著译文丛书》的总序讲：“许多爱好美学的年轻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冥思苦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都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和文章基本上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国外研究成果和水平。这种情况表现在目前的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上。”这是针对美学这个学科而言的，但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同样如此，而且这个意见即使拿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有切中时弊之感。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史的确缺乏富于学术价值的独创的理论体系。例如“和谐说”，“和谐”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本体概念，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当代性的独创概念呢？比较有力度的体系是李泽厚的客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高尔泰的主观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但是李泽厚和高尔泰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共同弊病是用文化范畴取代美学范畴，例如李泽厚的“积淀说”，这个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美学范畴，而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文化范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