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上海还只是华亭县制下的一个小渔村，数百年的发展终于使上海成为江南的“江海要津”，但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她也还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县城，城址也不是现在上海的中心地带，而是现在称为“老城厢”的南市区。人们的生活起居、观念习俗与晚清时期江南的其它城镇一模一样，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832年2月，东印度公司派遣广州办事处的林赛，驾驶着阿美士德号船，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原名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又名郭实腊）领航，从澳门出发，沿途经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一路测量河道、海湾，绘制航海图，侦察地形，调查沿海沿江一带重要口岸上的清军设防。林赛专门为这一次出航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胡夏米。
所以我说，上海，其实是个没有父亲的城市。这么个出生就近代中国而言，自然不只是上海一家，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或多或少都应该与之有同病相怜之感，更不必说香港了。然而，青岛们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没有一个堪与上海比肩，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只能是上海。正是这个身份暧昧的城市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飞速发展的神话。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为半个世纪后新政权的经济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积累下了足够的资本，甚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腾飞”也隐约可见昔日的光华和础石之功。
我知道，这样的描述会令许多人不适，甚至愤怒，然而，这是事实！而王安忆的《桃之夭夭》竟然在底里成了这个城市的隐喻。
“桃之夭夭”语出《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通释乃贺女子婚嫁之作。全诗以桃之夭夭起兴，似在告诉夫家，如此这般的女子娶回家去，一定会使夫家兴旺发达，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有帮夫运的。但有意思的是全诗却并没有只言片语关涉女子的容貌，只重在咏叹“宜其室家”，这其实是很有意味的。当然，我们将其视为中国传统对作为妻子的女人所应该有的贤德的含蓄的说法，所谓“贤德”，或曰女子懿德，在三从四德，在尽孝道，在扶老爱幼，在勤俭持家，甚至，能续传香火，有旺盛的生殖力，可以使家族人丁兴旺，所谓“有蕡其实”、“其叶蓁蓁”也。
王安忆何以要用这样一个典故来写那么一位现代上海的女子？这且按下不表。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