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如何看待一件艺术作品的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心理期待，这就导致了文化差异的形成。违禁的文化所以违法，是因为它偏离了文化征用的规范。历史地看，高雅艺术与对物质世界和感官世界的否定相结合，从启蒙运动的美学背景中浮现出来。但更早一些时候，就存在着公众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种文化消费形式的分野，这种区分关系到当时特定的性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因而，也许更确切的一种说法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这些文化规范被内在化，在公共领域中高尚纯洁的注视已被扩展到在私人情境和公共情境中个体对高雅艺术的响应。
不论历史怎样变迁，高雅的公众艺术和纯洁的愉悦与遭禁的个体文化和肉欲快感之间的基本区分，是很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区分就是一个界定和控制形象或客体对观看者所产生的效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区分行家和文化破坏者对艺术品分别所持的纯洁的注视和有所企图的注视的问题。从一开始，艺术品感动观者的再现力量就是西方文化关注的主题。柏拉图贬低所有艺术品的价值，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世界引离开来，而现实世界自身也不过是理念的一个影子而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观者观看一件艺术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观者独立的净化体验。悲剧可以使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的感情，但这些感情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就会被耗尽，而不会延续到戏剧结束之后。因此，支配20世纪色情观的一个问题，也即色情图像是否会对其观者产生有害影响的问题，就是有关一般艺术品影响力问题争论的一部分，这一争论较前者更为古老和宽泛。艺术品潜在的感染力在本质上并没有危害，毕竟有些时候，艺术作品还被当作道德样本用于指导和完善在其领域内的人。然而涉及到图像的影响实质和观者易于产生的行为类型，问题还是出现了。对此，一些作者认为色情再现的惟一目的就是带给观者一种性的宣泄；正是这个奇特的目的将色情作品和所有别的再现品区分开来。在斯蒂文·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色情作品的论文《另类维多利亚人》（The Other Victorians）中，他得出了一些关于色情作品的结论：
文学作品具有……多种意图，但色情作品只有一种……（色情作品的）成功是有形的，可估量的，可计数的；而其中对真实判断的普遍追求却完全停滞了。因此在这方面，色情作品已经沦落到与像宣传、广告这样简单得多的文学形式同属一类的地步，它的目的就是要促使我们产生行动。色情作品被快感、无穷快感的念头和满足的思想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