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一直想写的是一本虚构叙事作品，而不是关于叙事的理论文章。有这种想法已经很久了，它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梦想。但我又总是暗地里问自己：为什么如此想去叙述呢?
我知道，叙事并不比其他形式更具有文体上的高贵性。在中国，小说文体具有文化上的尊严不过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实际情况是，叙事，尤其是虚构叙事正在迅速地没落。这是一个论证和论争的时代，或者说是各种信息传播的时代，而不是叙事或讲故事的时代。如果有人认为你的写作是在虚构或者是在讲故事，那就是在使用一种轻蔑的委婉语。因为虚构叙事既不能提供论证也不能提供信息。
在一个务实的、追求“真实”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时代，虚构何为?想象力的空间已经日薄西山。小说叙事犹如一种过时的文化仪式，也许是一种推迟的、延期的社会仪式?
“小说”这种文体形式转眼间就快成为文化古董了。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巴赫金在做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时候，还断言小说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形式，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在近现代社会在文化上所创造的唯一的文学文体。的确，古老的叙事形式：神话、寓言、史诗，以及民间传说和童话，以及戏剧、诗歌都是古典文化或者说前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文学文体，它们大多是一种叙事虚构形式。文体的消亡几乎不可逆转，犹如历史与时间。即使说古典文体的“消亡”的说法有点夸张，至少可以说这些文体早已定型，后来的写作即使还可以冠之以“史诗”，也不过是比喻意义的说法了；其他文体形式也很难与它的定型了的经典形式相混同。但小说似乎有所不同，虽然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汉朝就有了可以称之为古小说的东西，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基本上可以视为与市民社会，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力与矛盾一起成长的叙事文体。所以在巴赫金的青春时代，还可以觉得小说是一种尚未定型的、与现代社会和运动着的“现在”密切相关的叙事形式，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具有无限的前景和可能性。然而，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经典的小说形式正在作古，成为一种“古典文化”。其实，与巴赫金热情的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同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一文中就悲哀地宣告了叙事艺术衰竭的状况。在本雅明看来，叙事能力的被剥夺就是我们在现代技术社会里交流我们自身经验的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