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具有出世心態，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但追尋其出世心態的文化根源，還顯得相當薄弱。而此一問題並非不重要，它關涉到中國現代文化的價值構成、個人的價值生活與靈魂安頓，也關涉到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問題。
一
郁達夫的出世心態，主要是以文本的象徵性符碼表現出來的，大致呈現為三種形態。
1、歸隱意緒。學者宗聚軒指出，早在日本留學時期，郁達夫就產生了遁世歸隱的念頭[1]（參文獻1，下同）。在名古屋讀書期間，郁達夫就已「看破世界」，萌生棄世之想，以為滄海桑田，「百物皆虛」，唯有「荒野寒林，猶堪友吾」（[2]，第九卷，頁313）。因此，「覺為人無趣味之可言，每有棄此紅塵，逃歸山谷，作一野人想」（[2]，第九卷，頁316）。甚至還想「學魯濱遜」獨居荒島，「不與世人往來」[2]（第九卷，頁312─313）。在同時期的詩歌裏，郁達夫反覆吟唱：「飄零湖海元龍志，只合青門學種田」（[3]，頁31），「亦知金屋謀非易，擬向漁樵托此生」[3]（頁62）。歸國後，郁達夫為了生存和精神的棲居，北上南下，常年漂泊，歸隱之心，漸趨強烈，返歸故里「去作隱士」成為其揮之不去的夢魘：「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4]（頁80）「廣州事情」發生後，郁達夫心情惡劣，入世進一步受阻後的內心傷痕，把他的「棄世之心練得堅實了」[2]（頁119）。與王映霞結婚後，隱居生活是其理想的生活形態；出世歸隱，與世無爭，安閑自適是其向往的人生境界。他在贈給王映霞的詩中寫道：「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2]（第9卷，92）；「一帶溪山曲又彎，秦亭回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2]（第9卷，頁201）。正如著名學者夏自清指出的那樣，與王映霞結婚以後的郁達夫，隱居生活「佔著主要地位」[5]（下卷，頁555）。30年代初期，他舉家遷居杭州，修築「風雨茅廬」似是此段生活的象徵。此後的一度時間，他或者遊山玩水，「屐痕處處」，或者醉心於「閑書」，「既象是一個飄逸的隱者，又象是一個懶散的名士。」[6]（頁188）直到抗戰爆發，郁達夫這一帶有隱居意味的生活才得以改觀。
歸隱意緒、逃禪意向、自然意趣是郁達夫出世心態的「事實性」表現，但同時，它又是一種文化表達，是隱藏其後的多種文化，在郁達夫個人靈魂安頓上綜合作用後的「現象學」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