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一个晚上，我在公交车上听过一场即兴京剧表演。表演者50多岁，带了一台新买的洗衣机上车，双臂支在包装箱上，不打招呼就开了唱。我还很小，只记得周围乘客喝彩阵阵，票友越唱越来劲。那时车厢里的顶灯光呈暗黄色，黏乎乎的，很像农村办社戏时的那种光、那种氛围。我恋恋不舍下车的时候，似乎把那黄光也粘了一身回家。
人们对某种美的偏爱，往往是秘密的，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我长期审美地疏远我在其中生长起来的城市，却在很久以后才察觉到。它没有古老的城垣，号称全方位开放，它不知封闭为何物，从不限定自己的世界，但它固有的美学默认了和我的距离：我不喜欢它的芜杂，不喜欢它和任何一个临海的城市一样，像一张嘴或一处伤口似的，敞开在苍穹之下；不喜欢昏昏然沉溺于它营建的不辨晨昏的繁荣，也不愿被它逼向自然主义的另一端，去刻意找寻那些能征兆返朴归真的地方。一个城市如果本身不富含恬静和真的质地，它追求恬静和真的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喧阗。
我在公交车里曾目睹20次以上的吵架，却只邂逅过一场京剧。这很正常，谁能指望天天到汽车上蹭戏听呢？况且，文化消费这个偏正词组，前两个字是偏，后两个字才是正；艺术最终是城市施舍给它忠诚的市民的一道大餐，以弥补日常生活匮缺的美感。然而，豪华的剧场本身只能供有限的美学理想驰骋，它必须指示特定的场所，取消邂逅带来的惊喜；它必须求得投入与产出的合适比例。从前现代到后现代，视觉艺术和人的距离随着影院的出现而拉大，又随着影院进入家庭而缩短，黑压压一片能指符号填充了新的文化需求，人们手持遥控器指东打西，以为“美”从此可以被轻易摄取。而其实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人们对美的欲求因选择的无穷多而趋于模糊失序。我因此总是怀念公交车上的那一幕，我知道，唯有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场合，那样一种在我身边业已不复存在的形式中，我的欲望能够确定，进而，我能够衡量自己的财富。
我怀念一种直面语言的体验。
我在这里提到魔术，是因为觉得它和相声坐在同一座考场里：语言艺术——口头语言、肢体语言或其结合的艺术——是继续为人的感官无限提供杂错纷呈的刺激，还是昂扬唯一的主体、唯一的纯正、拉近和人的距离？我敬仰那些相声前辈运斤成风的技艺，他们当空抓来包袱溅起笑浪，犹如魔术师信手拈来鸽子和鲜花。而现在说相声的上台没说几句就高喊“灯光！”“音响！”“伴奏！”这几乎是在对相声语言进行“虚无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