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以下简称《他者》)一书出版后，有若干问题还想进一步探讨一下，以求正于读者。
“眼光”与“问题”
《他者》一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怎样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下认识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又以怎样的方式回应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和挑战。在此书中，笔者把“西方的文化艺术”改写为“他者的眼光”，意在说明我的研究对象——中国当代美术——作为承担所有问题的主体，是以“西方的文化艺术”为客体和“他者”的。这一点意味着西方的文化艺术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当代社会和历史的存在者，而是通过中国艺术家的理解、需要而转换成了他们观察生活、体验情感、把握问题、创造艺术的“眼光”。通过“他者的眼光”，中国的艺术家才创造出了一种可称之为“西方主义”的艺术景观。
中国当代美术中的“西方主义”，是在“他者的眼光”与“中国的问题”的相互需要、相互制约、相互生发的辩证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这是因为，没有“他者的眼光”就没有当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的问题”，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许多美术家、批评家所摄取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的启蒙思想，从而能以人道主义、自由、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中的问题。从罗中立的《父亲》到陈丹青《西藏组画》，再到后来流行的乡土写实主义，无不是以西方的写实手法、人道主义的观念来观察乡村和农民的。但是，这种艺术中的“中国问题”则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农民，而是直接指向文革中非人道的"阶级斗争"和“红光亮”的“文革艺术”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认同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们则是以西方启蒙话语中的“自由”来面对“中国问题”的。如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的艺术思想所呼吁的就是艺术的自由；星星画会的艺术家则以隐喻的艺术形象和实际的行为来争取“社会的自由”；因钟鸣的作品《自在者——萨特》而引发的一场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则说明“艺术家的自由”也同时成了艺术家关注的对象。可以这样说，正是通过“他者的眼光”——西方启蒙思想中的“自由”，使这些艺术家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文革”的专制所带来的艺术、社会、艺术家的非自由。
“现代化”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
我的回答是，“他者的眼光”不仅意指“西方”，而且意味着“现代”。“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其次则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同一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