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黎民伟之子，有幸接触先父的遗物，当中记录了大量中国早期 电影史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加以整理并提供给学者。周承人先生、李以庄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82期发表〈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一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是学者，本文谨以一片保存历史真实的赤子之心，初踏研究门槛之身份，撰文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并希诸君纠正。
一 对黎民伟的评价
1、周、李两位质疑对黎氏的评价被「误导」，提出有人「想尽办法抬高黎民伟……误导了许多学者」。他们质疑有人称「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笔者只是提供了黎氏的资料，从未如此称呼先父。如果是责备其他学者「误导」，就不应该了。
1905年任庆泰（字景丰）于北京拍摄京剧片段《定军山》，比黎民伟于1913年拍《庄子试妻》更早；可是「国片之父」一说，实为1953年黎氏追悼会中由当时电影翘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所尊，成员包括：吴楚帆、关文清、朱石麟、李应生、卜万苍、马徐维邦、金擎宇、朱旭华、郑用之、谢益之、赵树燊。他们多非影史研究者，但尊崇黎氏为「国片之父」，乃因黎氏身为革命先驱，一生对电影的无私奉献及其「风」度、「人」格1。
香港电影资料馆于2003年举办之一系列活动，皆称黎氏为「中国电影先驱」，而非「中国电影之父」。
2、周、李认为黎民伟「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从而推论黎民伟「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在上述时期，黎氏积极为拍摄电影筹组资金、购买器材、买书自学。1921年他拍摄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2。在《勋业千秋》旁白中也讲到：从民国十年至十七年（1921-28），随孙中山先生拍摄。历经广东至直隶（河北）八省，拍摄北伐战争。他亲携笨重的摄影机上前线，翻山越岭去做这件危险的工作，完全是义务的3。孙中山先生亲颁「大元帅令」命将士支持拍摄，后又送赠「天下为公」墨宝以资表彰。他拍下珍贵的中国近代史片段，包括孙氏革命事迹影片二十四部，及大量北伐战争纪录片，是现存唯一的孙中山电影片段。在当年，虽然也有人拍摄孙氏，但拍得最多，时间最长，又能亲赴前线者，只有黎氏，故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