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于个人或者群体，身份的确立是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本，因此能否确定自我的身份成为一种存在意义的探求。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人来讲，在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双重驱使之下，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可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对于香港人来讲，这个问题却显得有些不太寻常。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在正史中是殖民化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使香港人对自我的政治、文化身份认识显得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多次的政治事件的发生，更加带来了香港人在身份认知中的惶惑与不安。而由于殖民政府明智的没有强行推销其国家意识，同时与大陆又处于相当长时间的文化隔绝状态，所以，在一种文化身份或政治身份的认同中，大众文化在自我寻找着认同的皈依。
在缺少一种正统意识形态观念指引的情况下，大众文化的独立性显现就更为明显。就政治文化身份认同这一点来看，大众娱乐艺术在很多层面上充分显示了大众对这一问题的有意或者无意的认知。
在香港50多年来的各个时期流行的类型片中，很多都包含了这样的因素，武侠功夫片、古装片、警匪片、黑帮片、家族片、卧底题材影片等香港影视界所热衷的题材，虽然是都是一种商业娱乐产品，但正是这些影片，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话语失语的情况下，多角度的反映了香港市民对自我身份认同上的观念。
50年代开始的武侠功夫影片及其他的古装片的盛行，正是在一种强烈的中国大陆本土文化归属感的趋势下形成的。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类影片的逐渐衰落，正是同香港人的这一文化身份认同的逐渐形成互相脉动。
陈永仁说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警察！」刘建明回答：「谁知道？」两个卧底之间的问答，正是香港人在一百多年来自我的对话。
康熙正色的告诫小宝：「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头船吗？」这是对于香港人来讲，一直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电影《鹿鼎记》更是强化了这一主题，「卧底」这一现代辞汇在人物的语言中被形象地表达了出来，韦小宝所做的一切变得都可以从卧底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最终也只能在恢复自我时，才能确立自我的存在。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香港政治文化认同观念发生转折的时代，香港在70年代开始的经济腾飞促进了香港人地域本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