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有良好修史传统的国度，历史典籍的完整与连续性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却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近百年来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不是被当局有意湮没，就是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国史如此，专门领域的历史亦如此，无一不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撰写信史已经成了历史学界欠下的积年旧账。国内学界所以要不断地谈论重写历史，就是因为“前账不清”而“后账已接”，如此接下来的自然是一笔糊涂账。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从2003年开始，官方就在积极筹备各种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组织人马撰写“百年中国电影史”。从1949年至1966年的历史是百年电影史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对这27年的“前账”不做彻底的清理，那么，“后账”只能继续糊涂下去。本文意在清理“前账”，以便减少“后账”的糊涂。在中共的话语中，国民政府时期左翼文艺兴起前的电影都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电影”；左翼文艺兴起时期的电影是“革命的进步的电影”；而1949年中共建国后到1966年“文革”发生之前（官方习惯性地称这一时期为“十七年”，下文沿用此概念）的电影则是“人民电影”；此后又有“文革电影”和“新时期电影”。这些称谓既透露出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也揭示出“人民电影”的尴尬处境──“人民”的消失。电影史的“断裂”为本文的题目做了旁证：“人民电影”其实是中共建国后推行的一种文艺实验，它试图在“一元化”思想的操控下，在“一体化”体制里，以题材规划为指导，以审查监督为尺度，排斥票房、远离娱乐，用电影胶片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治宣传视听艺术。
一、电影领域里的“思想一元化”
这里所说的“思想一元化”，就是将所有人的思想、所有领域的工作置于某种思想的统治之下，在“十七年”时期这种思想就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它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雷霆之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文艺领域，毛泽东以列宁那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为理论基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对文艺界实行思想一元化控制的纲领[1]。在文艺诸门类中，电影最有影响力，因此，“一元化”对电影的操控也远在其它领域之上，这种操控在“文革”中达到顶点，那时所谓“电影是文艺界的重灾区”的说法，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元化” 对电影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