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艺术为人生”与“艺术为大众”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其核心主题之一便是张扬个人的价值，张扬个性解放。这一思路直接催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艺术。1921年先后成立的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就分别打出“文学为人生”和“为艺术而艺术”两大旗帜。“为人生”或“为艺术”其实殊途同归，就题材取向而言，均旨在以文学艺术表现人生、表现自我。中国的文学艺术正是以其表现“人”、表现“自我”的全新面貌迈进二十世纪的“现代”阶段的。在当时，文学艺术的“现代”与否，以是否表现了“人”为标志。“为人生”成了“五四”时期文学艺术的共同主题。
这个时期的美术——从观念到创作无不奔赴“人”的主题之下。其时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乃至雕塑家，如李铁夫、冯钢百、余本、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陈树人、黄少强、黄新波、谭华牧、何三峰、赵兽、司徒乔、符罗飞等，借鉴各种外来的手法，从不同角度构建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人生画面。
将现实生活题材和社会变革题材，引进美术创作之中，“岭南画派”应该是起步较早的一个群体。被誉为双料“革命家”的高剑父早年留学日本，认为“绘画是要代表时代，应时代而进展，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他的国画改革的具体方案是以写生、写实的可视性强的手法来表现现实具体的生活，他的创作一直关注着现实斗争生活。《东战场的烈焰》作于1932年——淞沪地区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浩劫之后。熊熊的战火之下，远东著名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变成一堆废墟。战争对现代文明的摧残令人心惊魄动。高氏的盟友和弟子们，也多秉承关注现实、直面苦难的传统。其中，黄少强是一位富有人道情怀和民间意识的“彗星”式艺术家。
其实，从艺术形态的角度考察，这个时期，写实手法的引入及其长时间的占主导地位，既是对传统的审美习惯和表现手法的挑战和反叛，也是“艺术为人生”，尤其是“艺术为大众”的一种需要和选择。
漫画的通俗性与时效性并不亚于版画。作为投枪和匕首，中国现代漫画也于此时真正地成为“社会的良心”的代言人。廖冰兄应是这个时期最为优秀的漫画家之一。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和嫉恶如仇的个性，使廖冰兄的漫画既带有犀利的批判性的锋芒，又流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这种特点一直保持在他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