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的流氓主义的真正根源并非都市，而是潜植于地域广阔的乡村世界。数千年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保持了它的本来面容，像一个平面展开的不朽的泥土装置。不仅那些离弃了土地的农民迅速成为流氓，固守着土地的农民也呈现出流氓化的严重倾向。九十年代的大批写实主义作家指涉了这个黑暗的母题。这种母题起源于八十年代的韩少功（《爸爸爸》）、贾平凹（《商州》）和刘恒（《伏羲伏羲》），并且在风格上保持了"寻根文学"的某些基本元素：对农民的深层劣根性的痛切关注、草根写实和民间魔幻的双重立场、戏剧性（突转）的结构以及鲜明的方言叙事，等等。他们的剑法看起来很"土"，却在敦实中闪现出了诡异。这种诡异像犀利的刀光一样越过了他的地域，奔行在种族的扩大版图上。
这是一种民族灵魂秘史的撰写过程，破碎、零散、间断，逐渐形成巨大地理拼图中的一个局部。所有这些"微细叙事"都在刻画着个体农民的卑琐面容，刻画着他们的在历史中变得枯槁的灵魂。而这些个人叙事最终汇聚成了一场"宏大叙事"运动，也就是小说界的"后寻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静默的，它悄然运行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倦地探究着草根阶层的生命力与腐败性。这方面的其他作家还应包括莫言和杨争光等等。
杨争光的方言叙事和乡村地理学的立场，使他成为"地域文化小说"一个代表，这情形很像莫言和"山东高密"、苏童和"枫杨树故乡"，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或者说，成为叙事地理学的一个出发点。他据守在陕西乡村--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秦帝国曾诞生与覆灭的地点，从那里展开对农民（种族的大数量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他的小说《公羊串门》、《老旦是一棵树》，以及《黑风暴》和《棺材铺》1等等，都与这个沉重的母题有关。农民的无聊、自私、愚昧、偏狭、争斗与暴力、受虐和施虐，瓦解了那个所谓"健康民间"的幻象，揭发了它的内在的黑暗根性。杨争光的叙事是一种闪电，穿越了这种黑暗性，为它提供了一个荒诞可笑的话语轮廓。
丁玲和周立波：早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红色暴力及其仇恨政治学，就已经成为解决土地分配和财产公正的合理手段。
以上小说均出自《杨争光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