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创新”或曰“综合与创造”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张岱年先生在三十年代初就揭示的。即综合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民族的新文化。当时先生称之为“综合与创造”。在尔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一以贯之，不断丰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综合创新”四字出之，这就简明而又完整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不论是“华夷之辩”、“欧州中心论”，还是“独尊”，都悖离了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出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哲学成熟的标志。可惜这么重大的思想成果不仅在三十年代，直到今天也未引起“有国者”，甚至学界的重视。“道既已大修而不用”，非哲人之丑也。
文化发展的规律最终被东方哲人揭示，这并非偶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一开始就是由生息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的许多部落逐渐融汇发展为炎黄文化，进一步发展为以夏、商、周为中心的三代文化，又繁衍为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三晋文化、胡族文化等。孔子综合三千年的华夏文化而创新为儒学，进而引发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先秦百家争鸣。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主体的儒学生来具有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的品格。所谓综合创新，既站在人类的立场和历史的高度对待传统文化和他种文化，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反对自我中心和自以为优越，妄想征服、取代他种文化，实行文化殖民主义；又主张每个民族都要站在本民族和传统文化立场以传统文化为主，综合他种文化而创新民族新文化。所谓以我为主综合他种文化，是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本、为体、为“语法”；并且从“语法”意义上去综合他种文化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成就。既非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
近代西方文化东渐，它以强大的商品经济和先进武器为后盾，改变了初期天主教和平传播文化的方式，进而想强制推行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战胜和取代东方文化，变中国乃至东方为文化值民地，进而变为殖民地。这理所当然地受到一向奉行中庸之道和文化宽容态度的中国人的警惕，被迫针锋相对地采取斗争的方式与之对抗。
总结两次文化交流的经验教训，应该抛弃西方的文化冲突的交流方式，而采用中国文化兼容并蓄，以我为主综合创新的交流方式。当然，文化交流采取何种方式，往往由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决定。处于劣势的文化，即使在本土也往往被迫适应外来文化的交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