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农历的大年三十——本应是每个中国人怀着祥和、欢愉的心态来迎接春节到来之际，有几个期望瞬间获得超凡脱俗成就的法轮功练习者，怀着“殉道”的精神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地方将自己点燃了，此情此景堪称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大骇奇之事件。
在震惊之余，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到痛心并自发地对当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进行较深入的反省。之所以对天安门自焚事件进行整体反思，是因为：
一，自进入近代以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晴雨表，在其面前展现的一幕幕景象都全息着所对应时代的社会与人心状态，反映着相应时期国人的精神风貌；
二，这次事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几个被“邪教”蒙蔽的群众所做的过激行动，最后将问题的解决限定在揭批“邪教”的范围内，而应当将这一“事件”的发生上升到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整体地认知其中反映出的复合信息内涵，从而发现于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中潜伏的隐性危机，并寻找综合治理的手段。
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后，中华民族的国民心态中就逐渐失去了平和协调的内养状态，被带入了一个世界性生存竞技场，于种种主权威胁、军事侵犯、经济角逐和意识形态对峙中不断谋求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锻炼自己的求生本能。不能否认，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承受了前无古人的来自客观世界的生存威胁，以至于为了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惜将华夏本已进化至相当完美的天人交融的和合道德文明彻底解消，转化为另一种更接近“丛林法则”的文明形态。
自五四新文化引进西方“德”“赛”二种先进文化之时起，中国社会也正式进入了追赶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快车道”。文化观念的转变兆示着国人自精英层到大众层依次从天朝大国属人天性的文质人伦涵养生活状态转变成趋于人之本能放逐的急功近利、斗讼争执、人我对立的生存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均是以种种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价值立意为基础的。
科学、经济、民主文明都要以健全人的主体道德文化、价值体系来获得实质性提高。没有现代人牢固的主体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没有坚定的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性、人文性的社会信念，便不会有真正合理而良性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