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问题曾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第一课题。譬如司马迁写《史记》，便不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记述历史，或“通古今之变”，而倒是探究天人关系，即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他相信，只有究竟天人之际，方能通达古今之变，而後成为一家之言。这便是一个很好的置天人关系於首位的例证。
天人之际也就是天人之间的关系。照近人的归纳，古代中国对於天人关系的理解，大别之有二：一曰天人合一，一曰天人有分。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人相通乃至相类，天性乃至天形即是人性、人形，知人即可知天，知天即可知人。而所谓天人有分，则是说天人各自有其职分，天人各具其道、各行其道，於是天人难免各据一端，交争交胜。简单说来，一种理论认天人为一；另种理论认天人为二。据说，这两种理论处於不息争斗之中。
这种归纳确实有其经验的根据。不过，逻辑地说来，两论之间，似乎应该还有一论，方才满足对立两极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关系，那就是：天人非一非二，亦一亦二；或者叫做二而不二，不二而二。
历史事实恰好正是如此；只是以往归纳者格於思维定式，视而未见而已。本文试以荆门郭店楚简为例，於此天人三式，略作绍介如次。
（一）
郭店楚简中有一篇被名为《穷达以时》的短文，可以看做天人为二或天人有分的代表。其文有曰：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这里的“天人有分”和“天人之分”的“分”字，读去声，用如名分、职分之“分”。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和人是两码子事，各自有其不容相侵不宜相混的相应职守与行为方式；为人者认清此等分守，便知道哪些是人所能办的，哪些只得听命於天！
必须注明的是，它这里所谓的天，不是神格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是命运的；其具体面目，便是文章接着所谈的“世”、“时”、“遇”：
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作为佐证，文中列举了许多历史的和传说的圣贤穷达的例子，如大舜躬耕於历山、子胥前功而後戮等等，以示天人非一和人之承运於天。同样的思想和故事，在《荀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和《说苑》中，亦频频出现，如：
穷达以时，幽明不再。
遇不遇，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