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创造的价值，是现代世界观完成自身的要求，只有以现代主体的劳动、革命、创造等价值为前提，世界才显现为意义的容器，显现为一个等待着主体去加工的、本身却没有深度的平面的物质材料的聚合体。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物理世界不是现代主体及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恰恰相反，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存在根据。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构成了现代性意识中比“世界”更为深层的东西，世界观转向社会历史观，是现代性意识演进的必然。在这个转向过程，进步话语日益显示了它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关联。
一、进步的历史观与现代性的正当性基础
1．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
对于世界的观看无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下形成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世界观根植于社会历史观中。这样，情况就不是世界观是历史观的基础，恰恰相反，历史观才是世界观的根据。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是现代性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理论上看，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就在于历史观或历史意识的诞生，列奥·斯特劳斯在他的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充分揭示了现代性与历史意识的关联。[1]耶律亚德（Mircea Eliade）更为直接地告诉我们：“古代与传统社会中的人，和深深烙印着犹太—基督教影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觉得自己与宇宙韵律完全绾结在一起，后者则坚持他自己只与历史相连。”[2]从这个视角看，现代历史观的形成恰恰是个人脱离整体性的宇宙秩序的方式，通过历史观而确定正当性的基础与存在的最终意义，则人与宇宙统一性的体验就不再必要，于是，不是在整个世界中，而是在人类的历史图像中，现代人获得了他的自主性体验。然而这种自主性体验，伴随着的却是宇宙秩序、世界意识的衰落。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观意识的减退与历史观的兴起，乃是现代性进一步开展的内在逻辑。从西方思想来看，卡尔·洛维特发现：“转向历史思想并不只是历史的唯物论（马克思）或形而上学的生存历史观（黑格尔）的专利品，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3]历史观本质上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所有历史观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基本形式：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历史哲学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观的诞生，它自身就是现代性总体叙事的一个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