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人們相信，模範人物的思想與行爲能够起到勸導與激勵的作用。這些模範人物可以是古代的孔子，也可能是六十年代的雷鋒。一個行爲楷模不僅受欽佩、具影響，而且必須具有相當明顯的感召力。
人們在尋求榜樣時，主要根據其知識傾向、認同感、歷史理解力、個人境遇及其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在當前中國，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與政治污濁等，無不令人想起國民黨時期，而公共知識分子則很容易爲四十年代的先賢所激勵。抗戰期間，除了西南聯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或「聯大」）之外，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聯大師生的直言不諱，使該校贏得了「民主堡壘」之美譽。
本文考察了聯大知識分子能够扮演其角色的歷史條件，並提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聯大模式對1949年之後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1938至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在昆明組成戰時聯合大學。聯大象徵著中國學院知識分子的决心：保護中國珍貴的學術資源免受戰爭破壞、保持自由教育之明燈在日本侵略的黑暗歲月裏燃燒不息、爲戰後的領導階層培養後進。和戰時其他大學相比，聯大最大特色是師生都享有超常自由，無論其表達的觀念所涉及公共領域之廣泛性、還是所針對公共問題之重要性。
聯大的教員們在課堂以至各種論壇上都宣傳他們的觀點。同樣，學生們則參與各種社團的活動，從官方發起的三青團到共産主義陣營的社團群社。這些學生社團經常定期地邀請一些教授在晚間演講，發表學術觀點和對公共問題的看法。一些具有政治意識的教員還有他們自己的講壇，如「十一社」﹙推十合一謂之「士」﹚。學生和教師們公開參與各種政治團體的活動，中國共產黨則通過地下支部在聯大活動。校園到處都張貼著「大字報」。儘管學校周圍的許多茶館裏，墻上都貼著「莫談國事」之類的告示，但對一些敏感問題的討論依然熱烈。
昆明的知識分子極少為意識形態所桎梏。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新儒家馮友蘭摒棄「道德楷模」的傳統觀念，而提倡「學術專家」的西方模式。賀麟拒絕以體用觀念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而贊成用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提出的研究範式。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主張婦女的地位應表現在家庭之中，這一觀點則遭到「戰國策」派創始人、雲南大學林同濟的駁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