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
经过十余个春秋的探索和汗水的浇灌，《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已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作为一本涉及研究范式和学科整合的著作，映射着我的学术探索历程和求学轨迹。
1987年，我开始读萨缪尔森著的《经济学》，知道了同时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书籍，因为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其演绎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一系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就产生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原因在那里？
当时的背景是国内改革开放后，产生了投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就此，学术界展开了一次不小的关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讨论。此时我作为一名学生，耳濡目染地也感受到了这些学术界荡起的涟漪，引发了我对经济学更浓厚的兴趣，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
89年秋，我离开了学校，带着问号到一家银行上班。其后，随着读书量和读书面的扩展，以及银行业务的熟悉，逐渐了解了经济结构中微观结构的一些情况，如工商企业、家庭和银行的实际情况。
在这种背景下，我开始有了将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和所接触的经济、金融业务进行衔接研究的冲动，并于90年秋发表了一篇有关储蓄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文。
但是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答。在工作之余，我阅读了更多的学术著作和报刊文献。学术界学派纷呈，观点各异，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真理谁主。此时的我真象一个蒙童，总是在问自己，既然学者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既定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观点和结论那么的不同，甚至相反呢？
此时，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轮学术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潮流，并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包括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其二是传统典籍文献的整理、译注和出版。我作为一个嗜书的蒙童，也搜集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在传统文献的阅读中，我也遇到了与解读和比较经济学文献相同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译注者给出的释意差别很大，常常使我无法鉴别和比较。这就使我开始读经济学时的疑问，又多了一个可以放置的地方。
在其后的几年里，我一方面继续阅读经济学的著作，另一方面也注意搜集与阅读一些传统的经典文献，同时写一些三、五千字的经济类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