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所欲考察者，乃意在牟宗三先生对荀子思想之疏解。
若依蔡仁厚先生对牟先生“学思历程”六阶段的划分，可以说，基本上牟先生对荀子思想的关注乃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客观的悲情与具体的解悟”上[1]，并在《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中有简要的论述，而其中又以《荀学大略》最为系统。
《荀学大略》最早由中央文物供应社于1953年印行，为一独立的小册子，到1979年，牟先生将1963年发表于《民主评论》上的公孙龙子诸篇和1967年发表于港大《东方文化》上的有关惠施的文字辑在一起，更名为《名家与荀子》，由学生书局出版。
经由1949年的变故，在五十年代，牟先生的研究工作与前期的纯粹哲学问题的探究（如《认识心之批判》）不同，而将主要重心落实到对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哲学思考方面，亦即如何本内圣以求民主和科学的独立发展。蔡仁厚先生说：“（牟）先生根据客观精神之所感，转而为‘具体的解悟’，以疏导华族文化生命的本性，以及今日‘所当是”的形态，以解决民族生命的途径。这是由‘大的情感’之凝敛转为‘大的理解’之发用，其结果，便是《历史哲学》、《道德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三书之写成。这三部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用心，是即：本于中国的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问题。”[2]
牟先生的以上三书一般被学者称之为“外王三书”，基本完成于五十年代，我们也可以说，牟先生有关外王思想的著作大都集中于此十年间。有意思的是，《荀学大略》的完成亦在此一时段，但人们在论及牟先生的有关外王思想时却对此注意不多，究其原因可能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荀学大略》原本是一专门疏解荀子思想的小册子，在写作上亦取随文附义的方式，不易引人注意；其二，牟先生在1979年版的“序”中曾这样说：“吾将名家与荀子连在一起，旨在明中国文化发展中重智之一面，并明先秦名家通过墨辨而至荀子乃为一系相承之逻辑心灵之发展，此后断绝而无继起之相续为可惜。”[3]人们或以为牟之作《荀学大略》乃只在关注先秦逻辑观念之发展，以至忽略牟对荀子学术大体之了解及其精神大端之被覆。
本文无意系统被介其中的全部观念，所作者亦只是顺牟先生之思路，拣其主要观念略作勾划而已，其间容或对我们今日思考儒学有启悟之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