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哲学的，而是文化的；不是文化的，而是生命的。这一问题的本质，可以表述为在我们的生命存在中，作为民族主干性文化话语的系统处于缺失或缺损状态。其症候，抽象点说是我们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具体点说，则是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对中西、古今诸关键性问题无力或未能做出系统有效的理论回应。[1]
曾有人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概括五四以来的历史进程。[2] 实际在此“西化”和“俄化”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选择，即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论证总结并获得持续响应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土性方案。[3] 我是认同这一精神和进路的。本文试图阐述的“即用见体”不仅在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上与之衔接，其思想内涵也可以视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命题在当代语境里的深化和拓展。
一
把由作为世界性殖民运动之组成部分的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描述为一种“文化交流”，如果说出现在费正清等汉学家笔下还情有可原，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则绝对属于主体性的沉沦。[4] 当时儒士大夫面对的挑战是，一方面以儒家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在器数之术和制度之学诸方面显得“技不如人”，另一方面，作为民族生命意义价值之肯定确证和文化认同之凝聚维持诸功能还必须由这一传统提供承担。在多少有些残酷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发展安顿自己的生命？如果把文化理解为我们解决生活问题的系统方案，则儒学的调整（如果不是重建的话）与此生命的存亡续绝高度相关。
对此认识清醒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的正确主张。它被王韬、康有为称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之“先声”，因为“师夷”二字正视了传统文化在技艺上的不足，“制夷”二字则体现或坚持了传统文化亦即中国人的本位立场，从而开创了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方向。薛福成稍后的表述就更加清楚显豁了：“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严北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15] 由第三点，还引申出第四个义项即“主要的（事物或原则）”与“次要的（事物或原则）”之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