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文学界正在不断拓宽视野，新的问题领域既超过了任何传统专科学术范围，也超越了国学和西学的固有范围。学术视界的超越性使得在单学科领域内成为权威的学者并不一定能胜任于判断一般人文理论问题上的是是非非。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精神，首先在于"立体地"拓宽学术和文化视域，而非限于机械地模拟权威学术话语。学人于是同时面对着两个不同的任务：专科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和学术整体格局的概观。不是要无所不通，而是要能更适当地在"整体"中为专科学术和具体课题重新定位。间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和直接的(专业)知识技术是同样必需的。本文据此立论，岁末反省之际，就教于海内外中国学人。
1。真理和功利
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实践论，其共同的和明确的立场正好是与儒家原则对立的：只求其功，不计其义。瓦解传统真理观更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之主要论题。有趣的是，这类理论性话语与时代全球商业化大潮遥相呼应。思想实践和商业行为在"求利"动机和目标上遂充分一致。学术商业化方向在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已成世界基本趋向。其表现是人文学术制度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态势日趋强化。教育和学术的最终目标于是归结为求教育学术市场内之"成"(功)，而非求市场外知识之"真"(理)。
学术技术性运作的目的是在学术制度和学术市场内取得"成功"。学术运作就和成功效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最终目标仅只是取得业界的成功，即与学问真理观根本不同了。在古代儒家(儒家1)，这就是义利之辨。但是还有另一个儒家(儒家2)，所主张的是通经致用。儒家1和儒家2是本质上不同的，但二者都采用传统类别词"儒家"，在漫长历史中呈混合性存在。西方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在从理论上均为学术功利主义"张本"，其共同策略即首先瓦解学术真理观。然而本质上，它们是诡辩派功利主义的当代新版。如果首先排除了"义利之辨"原则，本文所谈种种即属无的放矢。实用主义者认为，任何学术流派乃文化变迁中自然现象，听其自然可也，何来危机之虑？因此辨析今日人文学术理论问题首先涉及到学者选择的基本态度问题：功利还是真理？
2。市场和竞争
3。制度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