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验思路面对着超越者如何超越的理论困境，以之为理论基础的普遍伦理理论也有同样的困境，故根本不能把普遍伦理理论作为现成的方法裁剪儒学。在儒学中，天道一贯为心性而呈现为万物，构成亲亲尊尊、君臣父子之关系，并在视听言动中推扩而普遍，根本没有超越困境。与爱无差等相反，爱有差等在思路上完全圆融无碍，是真正可以贯彻于生活而解释生活的。本文还驳斥了黄裕生对亲情的误解，乱用逻辑等。
关键词：抽象普遍 推扩普遍 伦理规则
一、问题如何可能：近代历史境遇
近代以降，西方的全面挑战使中华民族遭遇严峻的生存危机。西方对于近代中国，不但是一个迥异的文明，更是一个强势文明。这个文明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审视西方，使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相观照而构成与中华文明的区分。区分使西方被命名为现代（或现代文明），遭遇西方冲击以前的中国被命名为传统（或传统文明）。回溯地审视和命名，近代中国面对的挑战是现代性挑战以及民族复兴蕴含的对现代性的超越。
面对挑战，中华文明积极回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作了艰难努力。具体到学术上，有一些重大命题就是现代性挑战在学术上的回响，诸如：中国有无哲学，儒学是不是宗教，中国文化中有无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自由精神，等等。这些问题相继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的历史－时代问题。[1]
黄裕生的问题，正是近代历史主干中的学术枝藤上的一颗现代之瓜。提出如此问题的境域，除了近代历史这一大背景，还有当下的历史境遇。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挑战－回应的挣扎中，并且对挑战的回应总是比较被动，牵制于西方，至今仍基本是随着西方的时代主题之变迁而变迁。对黄裕生而言，他提出问题的“国际大气候”正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普遍伦理的可能性的热切追踪，他的问题正是西方话语霸权在当下中国的投射。当然，我在此还不是对黄裕生的问题本身作评价，而首先是想说明，他的问题境域、问题方式和问题结构与“中国有无哲学”等等是毫无二致的。因此，在思路上，黄裕生的问题根本不新颖，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换了一个投射域而已。
黄裕生在《普遍伦理学的出发点：自由个体还是关系角色？》[2]一文中，以普遍伦理为标准投射儒学，提出其核心问题：儒学是否或有无普遍伦理（规则、精神和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