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时期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拥护德、赛二先生。诚如陈独秀在反驳对《新青年》杂志的种种非难时所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3页。）当时的新青年称民主与科学为德、赛二先生，当然是指德、赛二先生出于西方文化；他们认为，是德、赛二先生将西方“引到光明世界”，而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则处于黑暗之中，需要由德、赛二先生来救治。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方向来说，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将民主与科学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却又有其时代环境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性。
陈独秀在同篇文章中为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也进行了辩护：“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独秀文存》第243页）这里所说的汉文古籍几乎“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虽然也属“愤极了”的激切言辞，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此是基本予以肯定的。
然而，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没有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并非只有德、赛二先生，譬如说还有对上帝的信仰，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弱肉强食等等，中国人何独只选择了民主与科学（稍后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挽救民族危亡和救治中国文化呢？当西方人踏入印地安人的美洲大地和黑人的非洲大地时，印地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如此明确而激切地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呢？从文化的输入、选择、接纳和融汇上说，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中国文化或者说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了接近和容纳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民主与科学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实现其转型的自身发展的逻辑。
五四时期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当然有鸦片战争以来魏源、郑观应、康梁和孙中山等人的思想为其前导，但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这些先驱者，同样的结论也仍要追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和基础，而不能只说成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的被动接受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