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十五年来的国内理论界中，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某些论述，亦即当今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如果不是最大热点，也算得上是最大热点之一。国内出版的相关的文章、书籍很多很多，观点则大都众口一词，即断言马克思晚年发生了“重大思想转变”，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云云。这种观点被到处转相袭用，充斥于哲学、历史、社会主义研究等各个领域，并已写进各种教科书和思想教育读本，至今几成定论。
笔者历来不同意此说。①但鉴于问题并未解决，今天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其实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有关思想和历史实际进程的曲解之上的，由此产生的所有发挥均属望文生义，根本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不论人们做这件事时的愿望多么良好，但违反了科学的起码要求，结果只能是帮倒忙。
一、历史事实的真相
与时下人们通常只注意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等两三个文献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甚多，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认真耐心地梳理考察这些历史资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密切地关注着俄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大量俄国经济、财政、农业和土地公社资料等方面的文献，逐渐形成了较为确定的观点。至少在1870年12月下半月到1月初之间，马克思已预言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有两种发展前途。②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公开发表意见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
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敏·卡·哥尔布诺娃的复信中，就她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报道谈了如下意见：这种瓦解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将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在1875年时的意见，即对在俄国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寄予希望。恩格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⑦
三、历史的实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