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