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 现代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集中在犹太人问题上。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我所知，人们已经给现代性下了几十个定义，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化运动、新型民族国家的出现到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技术化了的生活世界到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从康德、福柯对启蒙的不同定义到对生活的“另类化”玩味，从模仿、再现到断裂、表现，从“罪感”到“耻感”，从自然而然的“自我同一”到在反思中寻求非反思的“自我认同”，从基督教的末世论到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进步观，从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欢呼到处身于一个充满悖论与疑惑的虚无化世界里的无所着落，如此等等，都说明一种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已经使我们人类不期然地遭遇到一种既让人兴奋、又使人感受到恐惧的境遇。如果非要给这种变迁找到几个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技术化、世俗化以及某种“坚固的东西”的“烟消云散”恐怕比较合适，当然背后总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归结为近代以来个体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方式上的支配作用。
技术化也就是功利化、工具化，在科学已经表现出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下要把整个自然界都变成实现人类意图的工具，而且无论什么行为，只要有利、有用，能达到目的，能获得发展，就都是好的、对的；世俗化主要是相对于宗教的神圣性而言的，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失去了神秘性，于是我们也就认定了幸福只是一种世俗的享受，超验、隐喻、象征、诗歌、想象、虔敬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些不怎么需要的奢侈。全球化就是一个迎合技术化与世俗化的口号，它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早已合理化为赶超发达国家、在顺水快船中尽快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天赐良机，也同时以“技术”和“世俗”的标准来“统一全球”，瓦解或取代各个民族传统上“一切坚固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世界已然技术化了。交往手段（语言形式）的技术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存方式。道德与政治也技术化、世俗化了，就如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ny Bentham）在２５０多年前所说过的那样，通过一种技术化了的“道德生理－心理学”和“幸福计算法”来一次性的解决所有道德与政治上的价值纷争，所以我们的管理学才那么热门，我们的领导者才对自己的领导艺术那么得意。
鲍威尔的结论是：第一，只有所有的人都同时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才有所有公民的平等解放；第二，“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实在的国家”，国家的世俗化应该被理解为犹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