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间，美国文学评论家欧文·豪（Ｉｒｖｉｎｇ Ｈｏｗｅ）和拉维恩（Ｈ．Ｌａｖｉｎｅ）首次在论辩中使用这一概念。不过，他们是从否定意义上使用的，并指后现代主义是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倒退。
１９６４年，美国诗人兰代尔·杰瑞尔（Ｊｅｒｙｌ）在一篇评论罗伯特·洛威尔（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ｗｅｌｌ）［6］的诗集《威利爵爷的城堡》的文章中，再次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术语，目的是用它来“概括包括洛威尔的诗作在内的那一文学运动的特征”。但这些都只是文学艺术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
从以上提到的著述来看，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美国50年代的一种社会现象。拉维恩认为，“后现代”是一股改头换面的“反智性思潮”（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对此，欧文·豪也表示：在50年代的丰裕条件下，战后的美国社会已变得杂乱无章：传统的风俗礼仪被忽视，固有的权威中心瓦解，消极厌世的情绪随处可见，牢固的信念和“事业心”却荡然无存。而后现代小说则“同既定的社会范畴格格不入，它们关注的是这种距离的形而上含义。”［7］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没有既定的社会目标，只是在世界上随波逐流，因而也就变得虚无。在这个世界上，由传统和权威确立的社会关系在后现代的冲击下已经悄然消逝了。
现代主义作家和后现代主义作家也有很大的区别。现代主义作家大多“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确定了的、亲密的和可知的”，［8］ 而在后现代作家看来，世界好像完全变了样，“似乎我们的思想和文学成规的准则都在被全然摒弃”。［9］后现代作家虚构了世界上那些“极度畸形”和“极度飘忽不定的”各种经历和癫狂的“病态”。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
20世纪70~8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从狭窄的文学围墙中走出来，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丹尼尔·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从文化的角度，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必然发生的后现代性文化。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杰姆逊（Ｆ·Ｊａｍｅｓｏｎ）则视后现代主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认为它导致了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