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在产生出绝大多数博士头衔，而且这些博士又囊括了下一代哲学教师的那些大学系科里，有一种哲学居主导地位，那就是"分析哲学"。一个正规的研究生也许会把过去50年的历史描述成：直至30年代某一时期，美国的哲学既没有形式，也没有空间。其后，逻辑实证主义者登上历史舞台，大约50年前，大多数美国哲学家都成了实证主义者。这一发展有这样的优点，也即为哲学学科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哲学变得"明确"，而且人人都要学点现代逻辑。不过，这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后果。逻辑实证主义者[1]的（所谓）中心论点都是假的--按照通常的观点，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有意义的陈述，（1）要么是关于感知材料的可确证陈述；（2）要么属于"分析性"陈述，诸如逻辑和数学上的陈述。他们相信，综合性论断（也即，他们视为和有关感知材料的论断相等同的经验性论断[2]），与分析性陈述之间泾渭分明。他们并不懂得，有些概念是充满理论特色的[3]；他们也不明白，存在着像科学革命之类的东西[4]。他们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用完全非历史的方式加以处理。40年代末，W.奎因指出，一些本体论问题，诸如数是否确实存在，是有意义的[5]；这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相反。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这样做，有助于实在主义形而上学在美国的复活，尽管奎因本人（不无遗憾）保留有一些实证主义偏见。此后不久，他就认为，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站不住脚的[6]。后来，奎因又指出，认识论有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7]。我也通过对"观察项"和"理论项"[8]的实证主义二分法站不住脚的证明，为摧毁逻辑实证主义助了一臂之力。这就为充满活力的形而上学实在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对此我（很遗憾地）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放弃了。
我的意思并非赞同这样的判断：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运动，它不仅产生错误，而且孕育了真知灼见，完全值得后来所给与的关注。不过，在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里，在约瑟亚·罗伊斯这样的唯理主义者的著作里，在新实在主义者和批评现实主义者的著作里，既存在错误，也有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
1953--1960
对一门领域作跨度50年的概述，必须根据个人的视角。我打算继续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描述这一连串转变。我1953年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系里只有三个正教授。莱杰·伍德是系主任。几年内，它把格里高里·乌拉斯托斯和亨佩尔调进系里。他为把这个系从死气沉沉的状态壮扭转过来而采取的最初举措，是雇了四个年轻人、我，还有从哈佛大学刚刚毕业的三个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