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80年左右，刚才所描述的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的思想。但在1966--1967年期间，首先在语言哲学课上，后来又在语言哲学暑期讲学班所作的一些讲座中，我就开始就意义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根本不是由于想了解自然科学如何解决哲学问题而受到的启发，而是由于人们对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所持观点的消极反应。按照那些观点，说者对词汇意义拥有的知识，仅仅相当于对储存在"头脑内部"的"意义规则"的容量所拥有的不言自明的知识。1966量，我终于认识到，把语言完全想象成具体说话人"头脑内部"的东西，这种看法肯定是错的。有一些思索，尽管我不想在这里做任何评论，但使我相信，将词语比喻成工具的惯常做法是错的。如果人们心中的"工具"，就是人们原则上孤立使用的工具，比如锤子或起子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它就像一艘远洋客轮一样的工具。它在运用的时候，需要许多人通力合作（并参与到复杂的劳动分工之中）。赋予一些词以特殊意义的手段，不仅仅在于人脑的状态，而且在于人们对非人类环境和其他说话人之间所处的关系。
对这种看法，起初人们置若罔闻，但是，当我在1972年底所写的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即"’意义’的意义"里[51]，发现受到人们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这一部分是因为，这篇文章与克里普克有关"命名与必然性"的著名讲座里所提出的观点相一致[52]。这一系列讲座是1970年在普林斯顿讲授的），至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对于意义的任何全面说明必须包括说者大脑之外的因素，这种观点，现在也许已经成为语言哲学里的"正统观念"。（不过，请注意，这种特殊的看法，并不来自于"科学实在主义"的纲领，尽管我以前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有，从1972年左右开始，我对奎因长期以来关注的一条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即词语是怎样(奎因也许会说假如)才能决定指称的。 指称和模态理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达数分析哲学家都抛弃了实证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理论基本上是预知主观经验的一种手段。不过，根据我和其他人所发现的很吸引人的思维哲学，很难看出，思维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实际上怎样超越了实证主义者所允许的范围。人们懂得，被构想为计算机的思维，能"理解"某种科学理论，也就是说，能把它用作一种预知手段。但是，它怎么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是说，理解像"原子"和"微生物"之类指涉现实事物的术语呢？这正是我自从发表"理论所不能"一文以来所一直呼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