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问题上，倒使我想起数理逻辑方面的一些成果。如果不深究技术上的细节，那么结果就是，倘若在语言项目和客观外界中的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话（例如，我们大概在心理上都拥有这种指涉关系），那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对应关系，使得同样的语句得以成立（不仅仅在实际世界里，而且在所有可能的世界！）[53]马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理论中的词语与客观外界中的项目之间的"指涉"关系，究竟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存在的话，那么仅仅通过预知和验证并不能证实这一事实。如果A和B是两种不同的对应关系，对任何语句的真值（在任何可能世界里），都无关紧要，而且无论A还是B，都属于指称关系，那么，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证明能决定，究竟是A还是B，属于"适当"的关系。"适当关系"的观点，也许会成为毫无希望的形而上学概念。不过，奎因处理这一问题所采取的特别大胆的方式，是我从来都无法接受的。这种方法，是否定有关我们的语词所指涉的对象这一"事实"[54]。按照奎因的看法，正如其所指出的，当我认为，我在指涉我的猫塔比塔（或者我的妻子、朋友，或者我本人）时，并不存在我的语词是否在指称塔比塔，或"猫之外的整个宇宙"这一事实[55]。我们相对于外界处于知识和感觉上的关联，而与有关这一现象的整个感觉完全相反的观点，总是在我看来，不可能正确。
科学实在主义，似乎只是加重，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在科学实在主义者看来，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将指称还原为物理学所运用的概念，而这看起来没有可能，
70年代和80年代，我首次尝试在反实在主义和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内在实在主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57]。上述情形就是我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我现在仍然维护那种做法所涉及的一些观点（也即，否认现实性要求一种独特的描述，以及把事实和价值视为相互渗透，而非支离破碎的观点。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我的思想的核心要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计划就整体而言，由于拘泥于将我们的感觉视为我们自己和客观外界之间的"界面"，而看起来有一些致命的不足[58]。
尽管我可以接受杜米特的"论证主义语义学"，并且在我看来，罗蒂几乎放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确实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存在着，但是令我高兴的是，在分析哲学里，已经成为典型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他们看到了同样一些困境，而这些情况正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哲学回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