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路德对政治制度的肯定是来自他们重视繁荣安定的大前题。但是否凡有助于繁荣安定的政策就必须遵从？孔子的态度较现世的，会大致同意这点。但路德有了信仰为上限，会小心审视。在繁荣安定的前提下，是否凡事都可作？如果某个政策是明显地违背了公义，但却可以帮助繁荣安定，我们如何看待？儒家只会发出消极的抗议，路德也不见得有任何积有的行为。很不幸，孔子与路德都会为著一个秩序，一个繁荣安定的前题，默默忍受当权者的残暴和不公平，可以说，孔子和路德的消极批评并不导致社会有积极的改变 。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毛病：把现有秩序神圣化，而欠缺一种敏锐的目光及能力，使现有秩序提升。一个理想社会不应该是固定的，应随著人和社会的发展布改变，社会的改变必然有一定的震荡，需要敏锐的批判力和勇气才可以承托。孔子囿于对周恋慕，路德倚赖当时皇侯的保护，都叫他们重视现行的政治制度，未能突破当时的客观条件，成为政治批判的神学。虽然路德神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可惜在繁荣安定，顺服掌权的大前题下显得软弱无力，甚至不自觉地成了当权者的统治工具，似乎路德对信仰的上限，应从信仰自卫调整到上帝的公义，这样，路德神学的批判性有更大空间发挥，不必再因为繁荣安定而自缚手脚。 注释：
(1) 运乾《尚书正读》香港中华书局，1972，128页
(2) 同上129页
(3) 同上226页，意思是周公说："君 ，上天并不怜悯，向殷降下毁威，因为殷失去了天命，人匀周却获得了天命。然而我并不肯定我们是否永保这幸运。如果天真实地帮助我们，我亦不敢肯定至终是否逃过大难…事在人为"。
(4) 同上35页
(5) "周颂，清朝"《诗集传》朱喜集注香洪中华书局，1961，223页
(6) 同上50页及12页，转引自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一卷，香港崇基学院，1968，20页
(7) 论语o季氏
(8) 《中国哲学史》第一卷，53页
(9) 论语o频渊
(10) Helmut. T. Lehmann (ed.) Luthers Work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1) Vol 37, P.364
(12) 马丁路德"坚持儿童上学的讲道"《路德文庥一信仰与社会》香港协同，1992年，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