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恐怕也不能太过于功利化，所以，科学研究不能设立这样那样的藩篱，不能有禁区，科学研究是一种漫无目的和不知结果的探求，所以需要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和科学家自身的宽容。87岁高龄的物理学家查尔斯·汤斯2002年09月16日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讲话也许不无道理：“（主持人问：）我们也知道，后来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两位我们特别熟悉的诺贝尔奖的华裔得主，一个是朱棣文，一个是崔琦，他们也曾经年轻的时候，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我这个问题就是，汤斯先生那么年轻进了贝尔实验室，是不是当时就怀着远大志向，要发明出自己特别好的技术。想没想到，我就是要拿诺贝尔奖？发明出自己特别棒的技术？
汤斯：不，我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它不是我的目的。为了获得认可和奖金而工作是一种错误。工作是为了做好某件事情，你的工作可能会得到认可，可能你会得到奖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而工作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走入歧途。”
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科学家的“妙手偶得”——当然，也是科学家孜孜以求、不断探求的报酬；但平心而论，诚如查尔斯·汤斯所言，科学研究往往如同买彩票，而伟大的发现则如同中头彩，可遇而不可求，中国的袁隆平，意大利的居里夫人就是明证！没有哪位科学家是从一开始就立下雄心壮志：不获诺贝尔奖死不休！你看中国那么多活的数理化奥赛冠军中学生，有几个中有大成的。
宗教的修炼也需要平常心，心怀机巧，功利心太重，脱不了凡尘的困挠，终究成就不了“正果”！而对于科学和科学家来说，“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维纳的话也许不无道理。
“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