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杜尚以来，我们似乎可以合法地使任何东西特别是日常生活物品和行为变成艺术品，这和毕加索们的变革完全不同，毕加索们只不过画得乱七八糟，但看上去确实还是有界限的艺术品，而杜尚把小便池这样不成样子的东西搞成艺术品，这种革命取消了界限。革命总是兴高采烈的，问题在于如何收拾局面。看来杜尚比起另一些有着类似企衅的革命者，例如要求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或鼓吹结构主义的德里达，似乎要成功得多――人们大概允许在艺术的事情上疯一些，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喜欢上了并且似乎在经验上也真的理解了这些开放的实验性艺术，当然，大概有更多的人不太喜欢。这种“不喜欢”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感觉跟不上艺术的发展，而应该被理解为实验艺术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说，实验艺术本身可能还没有真正找到能够引导时代感性的方式 。
实验性艺术首先表现为行业性革命（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一切物质手段和过程都可以被搞成艺术，于是出现了装置、行为、录像、CD－Rom以及各种综合性形式和材料的新媒介。作品物质手段的开放能够带来许多灵感，艺术家一定不会放过这些新的机会，这不是问题；进一步又表现为观念革命，作品需要表达的观念越来越具有学术性，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学术性，而且往往还带有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的意义，这似乎是在要求感性具有深度。复杂化了现代化活自然造成感性的复杂化，因此要求有思想深度的感性，这也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革命后的场面如何收拾，或者说，革命后如何重新恢复感性的积累以便能够使新艺术成为人们生活的享受方式。
这样说好像有些不太礼貌。不过幸亏我属于那些很喜欢实验艺术的人，否则就会有不接受新事物的嫌疑。我想说的是，那些革命怀的大师们的作品确实打开了艺术的新思路，但是却成为艺术行动的坏榜样，因为他们有意无意地暗示艺术家们去把艺术看作是任意革命、任意犯法的行为。很显然，一种犯罪行为所以看上去很酷很新奇，魅力十足，令人向往，那是因为有着普遍压抑的环境，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犯罪，而假如所有人都愿意并且被允许去犯罪，犯罪就不再是很酷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在剥夺别人的饭碗。同样，假如所有艺术家都在比拼谁最离奇最革命，那么革命和离奇就成为生活常态，就不会有感性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