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宗教体验的文本叙述的是想象力和语言，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象鸟的飞翔要依靠它的双翼一样。
既然如此，我们不免要进一步追问：想象力和语言之间有没有特别的关联？如果有，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华美铺陈的语言描写与对想象力的强调总是结合在一起，而质胜于文、重视义理的文字又与对想象力的忽视甚至压制密不可分。由此我们似可断言，语言与想象力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关联。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关联是什么？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来考虑一下内在于某一书面语言传统的个人，他的生活世界与这一书面语言传统之间的关系。书面语言作为一种能指，它的特定的意义和所指在它所属的文字传统中是有其确定性的。对于内在于这一书面语言传统的个人而言，他通过长期的学习所掌握的书面语言，实际上是一个能指的系统。这一系统中的各种能指的内容（它们的意义和所指），有些存在于他的生活世界中，而有些则完全是他无从识见的，他只能从各种“二手”的解释中来虚构或想象这些能指的内容，这些虚构或想象构成了与他息息相关的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某个书面语言传统中虚构的能指较多时，内在于这一书面语言传统的个人，其生活世界中虚构和想象的部分就会相对较多，在这样一种氛围和传统里，想象力会得到经常性的锻炼和培养，这一点我们在《真诰》的个案中，可以得到验证。上清派经典中，充斥着大量诸如“黄房”“紫庐”“朱山”“丹田”“空青之林”“东晨之台”“月中丹光夫人”“日中青帝”之类的虚拟能指，如《洞真高上玉帝大洞雌一玉检五老宝经》中说：“出宴黄房之内，入登东晨之台，游戏丹田之下，寝宴凌青之霞”，这些虚无缥缈的仙境和神灵对于在其中浸染已久的道教徒而言，几乎可以等同于生活中真实的经验（事实上，他们生活中的真实经验也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某种虚幻的色彩），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对于生活世界中这些虚拟的部分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想象力和语言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波浪间的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特定时代、特定文字传统中具体文本的样态。
二、
事实上，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现象，同时也引入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引证的三个文本随着年代的自远而近，语言由华美瑰丽渐趋朴素简结，想象由精细入微渐至粗略含浑，这是否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