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弃肉身的观念渊源甚早，《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成书于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一句时，使用的几乎完全是道教语言：“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这种观念也同样体现在晋代出世的《西升经》中。其实，即使是在崇重肉身的时代，弊弃肉身的观念也仍然在某些特定的文本传统中鲜活地存在着。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观念成为普遍信仰的呢？兴起于隋唐之际、完成于宋代的这一“消解”肉身的思潮，是否只是对这些古老观念的遥远的继承和复兴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无我”和“法身”等，与中国固有思想中弊弃肉身的倾向十分契合。随着佛教的兴盛，弊弃肉身的观念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这无疑可以为上述现象提供部分解释。然而，佛教之传入及兴盛并非始于隋唐之际，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南北朝佛法隆盛的时代，往往同时也是崇重肉身的时代。这一情况提示我们，仅仅从观念史的角度，还无法对上述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将肉身作为一个单独的现象来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代之间的显著差异。事实上，照管肉身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问题，它需要众多外在因素的结合，如财产、闲暇乃至身份和权位等等。这些因素近乎偶然地结合在六朝时期知识阶层的周围，使得在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旨趣中，肉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过度的关注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倾向：一、对肉身永存的渴求以及与此相关的道教信仰的普及；二、对人生苦短的悲叹（“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二者构成了魏晋风度的两个基本特征——“药”和“酒”。当然，由“药”和“酒”浇灌出的肉身不免带有些许病态的虚幻，它与汉代充实的和唐代丰腴的肉身有着鲜明的不同。尽管各个时代对待肉身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它在整个士阶层的生活旨趣中普遍的消隐却是从未有过的，肉身的消隐可以被视为宋代（当然也包括此后的明代）独有的性格。
六朝的士阶层对肉身的关注，也可以在当时士族崇道的现象中得到证实。正如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东西晋南北朝时之士大夫，其行事遵周孔之名教（如严避家讳等），言论演老庄之自然。玄儒文史之学著于外表，传于后世者，亦未尝不使人想慕其高风盛况。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