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汇聚在六朝时期士阶层周围的诸多便利条件，因时势之变迁而致风流云散。士人生存际遇的变迁，使得原有的信仰变得难以维系。以长生修仙为例，六朝崇道的士族往往需采集珍希的药材（如王羲之“采药石不远千里”），购置贵重的器物，同时还要在名山胜地隔绝人事（如葛洪因交趾出丹而“求为句漏令”），这些外在条件一旦消失，原有信仰亦不得不有所变通。后来崇道之士人遂以“呼吸御精、保固精气”来替代以往的修仙手段（如《云笈七签》卷一百四载：“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精气。精不脱则长久，气长存则不死，不用药石之费，又无营索之劳，取之于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为上品自然之药也”），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由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多崇信肉身长存的观念，他们在生存际遇上发生的改变，也最先在这一观念中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道教中最早遭遇了肉身的“消隐”。
肉身“消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实在论意义上的消灭。它只是被放置在负面的一极，成为弊弃和压制的对象。换句话说，它被“放逐”了，从士群体的主流话语流放到了一个文化的边缘地带 。
由自觉地“放逐”肉身而带来的新风气、新精神，很快浸染了整个宋代的士风。从北宋立国到庆历知识群体的自觉，短短八十年间，残唐五代卑下之极的士风被一扫而尽，代之以“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范仲淹）的新风气。此种转变，前人往往以为是宋代人主养士的结果（王夫之《宋论》、钱穆《国史大纲》皆有此类言论），但从我们前面的讨论看，恐怕也未尽然。
对肉身的“放逐”，由最初崇信道教的士群体扩展到了整个士人群体的生活旨趣和精神趋向之中。这一情况在程颢的一段话中表达得最为明确：“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抛离肉身的抽象的“义理”，成了此时士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固然给士阶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充实感（源于挣脱肉身羁绊之后产生的独立意识），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预定了其后的大一统（指思想上）时代的来临。
肉身的放逐作为一种泛文化现象，它与我们前面叙述的语言和想象力的单一化过程是近乎同步的。如何看待这之间的一致性？是将其视为偶然的巧合，还是看作相互联系的过程？如果它们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其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有，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如果没有，那怎样来理解这种并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