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这些问题，我更倾向于这样来理解：肉身是一个交汇点，它是各种因素的汇聚之处，想象力和语言这两条线索都指向肉身，在肉身那里交织。
经验是想象力的根源所在，而经验来源于肉身，身体的各种感官眼耳鼻舌等是一切经验对象的主体，是一切经验现象的感知者，因此，想象力与肉身或身体的感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于语言与肉身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来理解：语言系统中的绝大多数能指，其意义和所指需要直接通过感官来确定，而对另外一部分虚拟能指的理解也间接地来源于感官。压制肉身与对感性经验的排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以《老子》为例，它强调“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因此也必然地排斥感官经验，它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肉身既然是语言和想象力的承载者，当肉身作为压制的对象而从士阶层的主流话语中被“放逐”时，语言和想象力得以丰富的根源也就丧失了，由此而生的单一化和“纯净”化过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确信，肉身的“放逐”在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型中处在最为核心的地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以外，它还成了下面所有这些可以表征宋代文化特性的文化现象的交汇点：
（一） 文道之辨——对文的压制
宋代士人的崇道抑文，往往推本于韩愈，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基本精神——“文以载道”，在北宋成为主流的观念。北宋的士人普遍反对华艳的文风，例如，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就曾指出：“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范仲淹也有类似的观念，他说：“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石介对于艳丽浮华的文风有更为极端的批评，他著述的《怪说》，将文章和佛、老并称为三怪，而以文章为首。
对文的压制在实质上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文学或文字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它首先是对表达内容的限制，它规定了哪些表达是合法的、应予提倡的——所谓贯道之文，哪些是偷薄的、应该禁止的——所谓碍道之文。普适性的无差异的道体、“人同此心”的心体是关注的核心，文章应该以表达这样的道体和心体为内容。复杂多样的肉身感受、变幻无常的心理内容是需要排斥的，与此相关的文字，如风花雪月、朝云暮雨都是碍道之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的压制意味着对繁复多变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的排斥，而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对肉身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