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思想的欲望和相关性
当我们按照学术制度使用一些职业化的话语表述一些总也解决不了的哲学问题时，就好象是在做哲学，但这种情况就像这样一个笑话：有人问傻子为什么点火烧房，回答是"上次没点着"。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大量使用制度化话语是精明的，因为习惯性话语比较省心也比较容易为学术制度所接受，其学术成本可以最小化。在什么问题也没想清时就可以大谈存在、自我和超越，就像偷懒的小学生作文时随便就写上献爱心和亮丽风景线一样。
在反思（rethink）哲学时，与生活的相关性（relevance to life）是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果某种哲学与生活问题失去相关性，那么就一定是缺乏意义的，因为既然某种观念是脱离生活的，它就可以是随便什么样的观念而无所谓，人们也就可以不经心地随便对待它甚至不理它。我曾经论证说，最大的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1。经典哲学就专门研究那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毕竟太远。太远的问题缺乏与生活的实际相关性，因此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尽管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就像纯数学的谜题）。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只能存在论地（ontologically）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着生活自身没有意义或者很不重要------这是非常中国式的领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to-be-with）的问题，也就是离生活很近的问题，才真正是非面对和思考不可的。
2）彻底的哲学论证
叶秀山先生的提问"哲学还会有什么新问题？"确实是个迷人的问题2。我想补充说，我们在期望什么样的新问题？是顺着语言/概念体系去找问题，还是顺着生活/时代要求去找问题？不同的期望背后有着不同的方法论。
1 Cf.《一个或所有问题》，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
2 叶秀山：《哲学研究》，2000，9。
3 Francois Jullien: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见《跨文化对话》，No.5。
5 《老子》54章。
6 Cf. Rorty: Who are we? Moral universalism and economic triage. In Diogenes No.173. 1996. 其中罗蒂指出，"我们是谁"这个哲学问题比传统的抽象的"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