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很难找到象传统社会中的
那种一致性的规范整合机制，价值不再是一种共享的道德观，而一方面变成了以法律为
代表的系统媒介类型的程序知识，另一方面，道德与伦理则完全退入“私人空间”，成
为与整合问题无关的私人事务。因此，社会整合已经不再是整合的主要方式，现代社会
只能借助系统整合来解决整合问题，而且系统整合也足以承担这样的角色。而试图建构
某种规范模式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强加某种同样人为的抽象物，结果往往导致一条“通
向奴役之路”，最终使现代人成为社会的“傀儡”。这样，在争论双方的眼中，现代社
会如果只诉诸系统整合方式的话，人不过是机器里面的螺丝钉；而如果要保留规范价值
的社会整合作用的话，却又会变成社会有机体的“器官”。面对抽象的程序技术和同样
抽象的价值观念，抽象社会的现代理论似乎进退维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帕森斯以一种折衷的方式第一次正面探讨了现代社会的“抽
象性”问题。在帕森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同时触及了制度（各种社会子系统）的一
般化与价值观念的一般化和普世化。社会系统的功能分析与著名的“模式变量”（patt
ern variables）理论，通过系统媒介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制度和价值两个层
面上解释了“抽象社会”的诸多侧面。在帕森斯眼中，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正在于社会
成员和许多不认识的他人发生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下，许多一般化的媒介就成为现代社
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件。在社会分化过程中，较“发达的”（也就是较分化的）系统可
以获得了更高的调适能力，而这些一般化的媒介正体现了这些系统较高的调适能力。随
着系统调适能力的逐渐提高，价值模式逐渐趋于一般化。帕森斯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就
是这样一种将源于禁欲新教教派的普遍主义与积极的行动主义结合起来的价值模式，它
使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联合性”（associational）的特征。而正是这样的价值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