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整合问题（Parsons 1966, 1971, 1991）。
不过，帕森斯将这种普遍化的价值看作是一种媒介的做法，又恰恰潜在地迎合了将
普遍化价值看作一种抽象机制的做法。这样，帕森斯实际上同时接受了有关抽象社会争
论双方的观点。7帕森斯论述的关键缺陷在于，当他将价值的抽象性与制度的抽象性通过
媒介概念联系在一起时，他似乎并没有解决争论双方的问题，反而同时陷入了双方的困
境。“规范内化模式”在将每个社会成员变成遵守的规范的社会“器官”的同时，使他
能够更好地履行“螺丝钉”的功能。
因此，从帕森斯的理论来看，社会理论似乎仍然难以解决抽象社会的问题。在某种
程度上，对抽象社会始终难以获得充分的理解，倒象是社会理论本身贫困的一个征兆。
是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社会学家理解自身处境的艰难努力的一部分。
3．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
要真正回答当年困扰亚当·斯密和涂尔干的问题，就要弄清构成现代“抽象社会”
的程序技术和价值观念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关系。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正试图在
继承保守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同时，来解决这一难题。
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经典研究，在临近尾声时达到了一种戏剧性的顶点。韦伯
以一种悲悯的语气预言了现代社会的前景，“…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
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
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韦伯 1987：143）。如果不仔细分辨，我们几
乎会以为这是一位当代学者对社会的诊断，技术专家与消费主义并肩而行，历史与对历
史的思考都走到了尽头。在韦伯之后，无论施米特这样的保守主义者8，还是以法兰克福
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都将韦伯的这段话看作是他关于理性化论述的象征，现代西
方的理性化在带给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文明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受钳制的，无法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