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同样具有“工具化”的趋势，这种观点特别体现在诸如科学理性的兴起与唯智主义
的蔓延等论题中。因此，抽象社会的“工具化”本身就是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的合流，
工具理性不仅使我们的生活技术化，而且这种技术化还成为席卷一切的“时代精神”。
在这些学者带有浓厚黑格尔色彩的论述中，对“工具理性扩张”的分析更多不是从制度
运转机制的角度着手，而是从某种总体性的途径出发。甚至在有些学者的笔下，工具理
性的扩张成为时代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黯淡的精神罢了。
但无论是工具理性的技术论还是精神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工具理性扩张的命题，
我们发现这些论述能否成立实际上取决于：
（1） 考虑到社会分化的问题，那么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并行发展的程序技术
是否可以直接理解为是一个相互助长的、和谐的总体趋势，是否无视现实中各种程序技
术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相互冲突。事实上，分析工具理性问题的学者很少正面谈论这
个问题，这一点在“工具理性扩张”的精神论中尤为突出。
（2）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扩展的前提条件就是，工具理性摆脱了
价值理性的基础或背景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是否如此？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是否与价
值理性完全脱离了联系？程序技术是否能够摆脱价值理性来发挥作用？是否现代社会的
工具理性的发展只不过是摆脱了旧的价值理性，而建立了新的价值理性，或者在所谓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关系。
因此，我们对“抽象社会”问题的研究，就是要试图通过观念史和社会史的双重分
析来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
抽象社会中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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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卢曼，还是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政治系统时，都将“政治”看作是一
种系统整合的方式10，其突出特点就是与价值理性日益脱离。11事实上，这两位学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