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知识分子通常都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将底层民众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抽象地加以美化，但一谈到具体的民众，他们又表现出极端的鄙视和不信任，认为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代表自己，需要像自己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民众伸张利益，发出声音。但在福柯看来，这样的矛盾背后事实上蕴含着某种压抑机制，有机知识分子暗中参与了阻止民众正当表达的权力机制。在经历了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后，福柯颇有感慨地说，过去知识分子总是以为他们有义务向那些看不清真相的民众说话，以他们的名义表达真理、良知和雄辩。现在，知识分子发现群众并不需要通过他们来认识，他们能把自己认识得比知识分子更完美、更清晰，也表达得更好。相反的是，妨碍民众表达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查禁权力，一种在社会网络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权力系统的一部分，甚至连他们是"社会良心代言人"这一观念，也成为这一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阻止了民众直接表达的正当意愿。因此，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作用不是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中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
有机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希望寄托在某个阶级或底层民众身上，乃是相信他们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总体目标。这样的历史主义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以为未来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历史是有目的的。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终极目的，整体的革命是需要的，哪怕革命要付出血腥和暴力的代价。萨特当年就为这种伴随着恐怖和暴力的革命合理性作出过辩护。但曾经是萨特亲密战友的加缪（Albert Camus），以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立场批评萨特，他认为萨特的这种与革命携手的存在主义也是一种神化，"是对历史 的神化，因为把历史看成是唯一的绝对。人不再信上帝，而是信历史。" 在加缪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所作的反抗只是一种"历史的反抗"，是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反抗，因为上帝不存在了，为了某种遥远的历史目的，一切都是容许的，包括谋杀、血腥和暴力。但加缪坚定地认为：世界的荒谬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上帝不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容许的。真正的反抗者，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反抗"，既是一个说"不"的人，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他知道行动的边界在哪里。与尼采的虚无主义不一样，反抗最后要服从正义的法则。世界上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而唯一真正严肃的道德问题是谋杀。为了永远忠实于大地，我们只有选择正义和符合人道主义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