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像萨特那样寄希望于整体目标和宏大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已经衰落，从事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于各种各样的局部的、边缘的抗议运动相结合，比如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保护生态运动等等。这些新式的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多样化，不再寻求统一的理论、法律和解决方法。不能创造持久的组织形式，也缺少一种能把各种团体和运动联合起来的统一的意识形态。 有机知识分子后现代化了，与元话语与整体性目标失去了联系，变成为具体的、局部的利益和目标而奋斗的边缘运动人士。
无论是传统知识分子，还是有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福柯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天职感（calling）：听从理性、真理、正义、良知或阶级的召唤，为拯救人类整体命运的神圣使命而奋斗。只要有普遍知识分子存在，有普遍的理性和阶级意识存在，这样的社会依然不是完全世俗化的社会，依然带有世俗化的神魅。然而，当后现代终于来临，当专业统治驱逐了天职的神魅，代之以世俗的志业感（vocation）的时候，知识分子将何以自处？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公共？
于是，新的知识分子出场了。
四、特殊知识分子是否可能？
特殊知识分子是福柯提出来的，相对于普遍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说普遍知识分子是一些喜好谈大问题的文人、作家的话，那么特殊知识分子只是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关心的是在具体的领域中如何解构整体的权力。福柯本人就是特殊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福柯首先并不认同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那种普遍的、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知识分子，只遇到过许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知识分子根本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知识分子，比如写小说的作家、绘画的画家、作曲的音乐家、教书的教授或经济领域的专家。这些人就是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
特殊知识分子首先是质疑普遍性的人。普遍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神圣的普遍观念，希腊智者、犹太先知、罗马立法者这些形象在普遍知识分子那里挥之不去。但特殊知识分子嘲笑这些形象的虚妄，那统统都是意识形态的幻觉而已。普遍知识分子是为未来生存的，为了未来，可以牺牲今天。而特殊知识分子不相信未来，他们是为此时此刻而活着的人。 与当下的那些俗儒不一样，特殊知识分子不是安于现状，在现存秩序下谋取可怜的生计，他们在某一点继承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就是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