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对权力的批判，特殊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普遍知识分子大不一样，后者相信自己是外在于现实权力系统的，自己所掌握的理性、真理和正义，是与权力相对的伟大力量。但在特殊知识分子看来，真理与权力不可分割，任何权力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真理的话语系统支撑着它，给予权力以合法化，而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也是因为在现实关系中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关系。因此，作为知识与真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内在于权力之中，是权力的帮闲。
那么，为权力内化了的知识分子如何从事批判的实践？福柯认为，真理是一只工具箱，专业的知识既可以作为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解放的知识，拆解权力系统的武器。由于知识是内在于权力之中的，所以，拥有特殊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在权力网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就有可能披露为权力所需要的保密信息，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内部关系。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批判，并非像普遍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样，存在于普遍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他们自身的专业化中，专业化的知识赋予了他们批判的可能性。 对于特殊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福柯有一段很重要的说明：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特殊知识分子正是在元话语已经消解、知识专业化到来的后现代语境下浮出水面的。他以与普遍知识分子全然不同的批判姿态走向公共性。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特殊知识分子是否足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
福柯为代表的特殊知识分子凭借专业的力量，在反抗权力、解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上有其颠覆性的意义，但仅仅这些批判本身，无法建构一个替代性的公正社会，而且连社会的公共生活都有一并被瓦解和颠覆的可能。另一方面，特殊知识分子拒绝任何价值目标，又使得个人的反抗显得支离破碎，互相抵消，从而无法与整体性权力体系抗衡，失去了批判的有效性。因而，特殊知识分子就像普遍知识分子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无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