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 键 词：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化既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又具有共时的区域性，即民族性——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化千差万别。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区”存在着“广泛巨大的差异”［1］(P41)。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境遇，唯其如此，每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难免打上了该民族或国家发展的社会历史烙印。中国文化发展正是它的社会历史境遇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和性格。从春秋战国至晚清，中国文化发展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魏晋至唐中叶的“胡汉与中印文化融合”和唐中叶至宋末的“雄阔到精致”三次比较大的文化转折。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的文化创造活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协和、延绵韧性等一些基本特质［2］(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