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由于内忧外患的交相压迫，导致了贩烟、吸烟、种烟的合法化与公开化，从此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烟毒之中。烟毒之祸国殃民，在晚清引起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忧虑。为了禁烟，他们献计献策，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不仅推动了当时禁烟运动的开展，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也起了积极作用。许珏，就是其中的一位。
许珏（1843—1916），江苏无锡人，字静山，号复庵。其生平事业，除策划于幕府，出使至泰西之外，主要倾注于禁烟，有《复庵遗集》、《复庵先生集》行世。研究许珏，对探讨晚清禁烟运动，资鉴当代中国的禁毒事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对中外禁烟形势的认识
许珏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游幕与出使两项。作为幕僚，其1876年入山东巡抚丁宝桢幕，旋因丁升四川总督改入山西学使朱酉山幕；1878年入川再主丁幕；甲午战争后，曾一度入张之洞幕；戊戌维新时，在山西巡抚胡聘之幕。作为使臣，其1885年随张荫桓出使美、西、秘；1890年再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1893年又随杨儒出使美、西、秘；1902年以候选道赏四品卿衔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许珏一生入四家官幕，四度出使西方，这种阅历使他对国内外的烟毒与禁烟形势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
种烟日繁，必致吸烟日盛。在戊戌年间，许珏发现吸烟已成山西社会公害，“每询诸人，不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室而九，即曰山西吸鸦片烟者十人而五。以予度之，当不至若是众也，意者十户中必有二三，十人中必有一二欤。或曰山西吸烟有‘留人不留户’之谚，谓间有不吸之人，断无一家全不吸者”。[8]据保守的统计，山西省吸烟者竟如此之多，以至“妇孺遍受其毒，为各省所未有”。[9]被动吸烟或因吸烟而耗赀，已危及到了广大妇女儿童。不惟山西如此，内地各省率皆如此，只是程度略有差异。事实上，据总税务司奏，在1897年，除奉天、黑龙江、热河、新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之外，仅内地各省就年产土药三十三万四千担，土药泛滥于内地，并未起到“以土抵洋”的作用，而洋药依然贩运如故，许珏留心到：“查近年海关贸易册，洋药进口每年尚五万余担。”[10]
通过对中外烟毒及禁烟形势的考察与分析，许珏得出了这样的比较结论：“如鸦片之害，欧美各国悬为厉禁，中国独甘之如饴。”[23]对国际禁烟形势愈了解，愈无法忍受国内烟毒之泛滥。许珏对鸦片问题国际时事动态的了解，既为其个人禁烟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方便，也为清政府于1906年最终谕令全国禁烟提供了重要的域外资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