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税收超常增长看减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
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